让我们回顾一下《利维坦》一书诞生的背景。17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爆发了极为惨烈的三十年战争，英国也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霍布斯从英国逃亡到巴黎。在霍布斯眼中，当时的欧洲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与狼的关系一样的丛林世界，生命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面对这样一种 “自然状态”，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阐述了他的国家理想，要点包括：第一，认为对人民权利（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是国家正义的源泉，第二，在国家统治模式上，霍布斯认为君主制具有优越性。他同时极力批判神权和罗马教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失去了神权庇护的君主的合法性来源，只能是治理绩效——也就是对人民福祉的保障。
霍布斯是一位“社会契约论”的主张者，也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他设计的国家由高大威猛的巨人（君王）统治。霍布斯的“君主制”偏好与法国宪法学家让·布丹一脉相承。对于这样的“利维坦”国家，人们惧畏它，然而又离不开它。
二．欧洲道路的分歧：法德模式和英国模式
欧洲封建制下，各王国、诸侯自觉地在技术、制度上展开竞争，贤明君主辈出，这给霍布斯的利维坦国家的构建创造了条件。在思想上，绝对王政时期的一些开明君主都有积极的进取心，甚至不乏先进性。比如说普鲁斯国王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就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欧洲的绝对王政国家的代表是法、德两国。
首先来看法国。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以后，利用能臣，在内政外交上大获成功，法国成为欧洲的中心，他本人自称“太阳王”。不过，路易十五时期，法国跃过辉煌的顶点，走向衰落——法国大革命随之爆发。法国的案例说明，霍布斯称道的贤明君主领导下的“利维坦”国家并不可靠，它也许能维持一段时间的效能，但是当对内对外征服的目标实现以后，这一体制很容易发生蜕变，变质为专制主义（“朕即国家”，如路易十四所言）。在这种情况下，利维坦对人民的承诺自然就成了空话。
无独有偶，俾斯麦改革后的普鲁士也走上了法国式的绝对王政道路。与威廉一世时期不同，年轻气盛的威廉三世皇帝摒弃了俾斯麦的“大陆政策”，与英国展开海上争霸，急欲取而代之。威廉三世推动“海洋战略”，建造大型军舰，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事实上，德国一直有一个重现“罗马帝国”的梦想（公元十世纪，德意志建国之初，自称“神圣罗马帝国”），梦想像罗马帝国一样称霸世界，领袖世界。然而，这样的梦，罗马帝国不曾真正实现，奈何德国？
回顾法德两国，绝对王政体制在法国导致了大革命，然后经历了拿破仑的军事独裁，被崛起的德国取而代之。吊诡的是，德国随后经历了同样的宿命。德国的绝对王政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霍布斯式的“利维坦国家”犹如流星闪过，君主对绝对权力的追求使得利维坦最终背弃了承诺，走向人民的反面，直至毁灭。霍布斯显然低估了隐秘在人性中的帕多拉魔盒。
霍布斯和不丹的理论后来被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继承和修正，这些思想和基于人民主权的英国议会民主制度一脉相承。下面介绍欧洲道路的另外一个版本——英国模式。
就在法国进入绝对王政时期，英吉利海峡的那一边，英国也进入了制度构建的关键时期。1688年“光荣革命”前的80余年，英国经受了分娩般的痛苦。这一时期英国爆发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被称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体过程如下：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藐视议会，试图确立英国的绝对王政体制。1640年以后，议会和国王发生全面冲突，内战爆发。带领议会军获胜的克伦威尔随后建立起了军事独裁体制（1653-59年）。克伦威尔死后，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和议会基本维持了良好的关系。1685年，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即位。詹姆斯二世笃信天主教，与议会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英国迎来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
1688年，议会方面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后来的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回国执政。一场宫廷政变后，斯图亚特王朝再次被推翻。1689年，《权利法案》颁布，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确立。
英国的宪政历史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但是17世纪前半叶是最后冲刺的关键时期。在较短的时间里，英国经历了内战、军事独裁、君主立宪等一系列冲突过程，英国大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也许是得益于悠久的宪政民主传统，英国大革命很快收敛到了原本的轨道。有别于法德模式，改良、共和、议会民主成为英国模式的鲜明特点。
三．“欧洲道路”分歧背后的影响因素
欧洲从封建制走来，跨越“绝对王政”，走向宪政民主，这是大潮流。如上所述，在这个过程中，欧洲道路发生了分歧。那么，这种分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埃特曼的《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颁发的1998年度“巴林顿·摩尔奖”。在该书中，埃特曼细化了欧洲走向宪政民主的多种不同路径，提出了他的解释。埃特曼想要解释，在同一时间跨度中，以下四种国家是怎样形成的：世袭绝对主义（拉丁国家）、官僚宪政主义（英国）、官僚绝对主义（德国）和世袭宪政主义（匈牙利）。
▲ 埃德曼 《利维坦的诞生》
日本中世纪史的大家阿部谨也的《极简德国史》的中译本今年7月由上海东方出版社出版。作为这本书的译者，我也有一些心得和大家分享（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译者后记”）。关于德国，近代纳粹主义的崛起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与此同时，二战以后德国的发展令人惊叹。那么，德国对曾经的“扩张主义”的反思是什么？战后德国的新生之路可以给新兴国家什么启示？
▲ 阿布谨也 《极简德国史》
结合其著述的观点，我们找出了欧洲道路分化背后的三个影响因素：
第一，教会势力。
德法模式。首先，法国在路易十四时期，虽然取得了内政外交的胜利，但是思想意识形态上趋于保守。排斥新教改革，对国内的胡格诺派（新教徒）迫害和驱逐。胡格诺派代表了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强调自治，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宗教迫害发生后，这些法国新教徒新教往邻国逃离，很多进入德国境内，被德国的新教地方诸侯吸纳。由于胡格诺教徒大多是技艺出众的工匠和商贾，有力地促进了德国的地方工商业的发展。
德国的政教关系也很复杂。新教诸侯集团和天主教诸侯集团相互对峙。王权和教权相互对立。大多数时候，德意志皇帝“最高统治权”形同虚设，主权被各大领邦瓜分。国王和教皇都企图通过与诸侯集团的结盟，获取最大利益。
德意志皇帝有很强的“罗马情结”，即位以后往往要前往罗马，由教皇亲自加冕。这不仅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名使然，更是因为王权迫切需要教会的加持，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权威性。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格局：一方面，德意志皇帝企图控制教皇，为己所用，甚至不惜用强力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教皇。另一方面，教皇方面反过来也想控制皇帝，主张王权在教权之下，皇帝的选举（德意志皇帝由七大“选侯”选举产生）必须有教会在场。王权和教权之争——虚名背后，是权力政治的角逐。
宗教改革的大本营在德国。它的发端有外因，也有内因。教廷内部也有大量改革派与外部势力呼应。就这样，在德意志，各种大小势力相互争夺，不断分化组合，使得德意志这艘大船更加摇摆不定。在内部，一些强邦（尤其是普鲁士）崛起，政治版图不断改写。
英国模式。如果说法国代表了欧洲的大陆文明，那么，英国显然代表了欧洲的海洋文明。海洋文明是一种商业文明，商业文明带动了工业文明——如果说，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城市是星火点点的话，英国在很早的时候，重商主义的海洋战略已经是国策。葡萄牙和西班牙也有类似的国策。15世纪后期，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得到了西班牙皇室赞助。但是，海洋战略的胜者和王者是英国。
在制度进化的初期，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力超乎我们的想象。英国道路和地缘政治有密切关系。同欧洲大陆相比，英国孤悬岛上，相较很少受到罗马教廷的干扰。历史上，英格兰从来没有像德国那样深深卷入和教皇之间的政治争斗中。
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是国王，这使得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英法百年战争（14～15世纪）结束以后，都铎王朝致力于国家建设。亨利八世（1509－1547）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的统治时期和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时代重叠，亨利八世亲自拉开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序幕（这场改革的发端是国王的离婚案）。1553-1558年间，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即位，英国发生了宗教迫害。1558年，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1558-1603）成为女王，恢复国教，“血腥玛丽”时代逃往欧洲大陆的新教徒纷纷回国。
为了更加彻底地排除教庭的影响力，英国在光荣革命后的1701年修订了《王位继承法》，规定信奉天主教的王室后裔不得继承英国王位。该法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一部分。
虽然欧洲王室之间关系复杂，但是英国这块土地似乎具有一种弃旧从新的魔力。它面向海洋，功利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务实精神使得它永远在与时俱进，改良精神为社会所共有。大部分时间里，这里的改良是从容的、不流血的。
第二，议会制度。
在绝对王政下的法国、德国，君主对议会的控制是很强的，议会并没有发挥它本应该发挥的作用。而英吉利海峡的对岸，英国的议会制度却得到了逐步完善。
1215年英国《大宪章》确立了贵族会议对国王权力的制衡权，特别是在税收问题上。1265年召开的西门会议已经是一个包含平民在内的等级会议了。当时，英国每个自治城市可以派两个代表参加议会。英国就此开启了议会民主之路。
法国的等级议会诞生时间比英国晚不了多少年。在法国，等级会议被称为“三级会议”，由国王召集，参加者有僧侣、贵族和平民三个等级。
两国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于议会的制度化程度不同。英国的议会基本上能常态化地召开，国王与议会有较高默契。法国的三级议会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作用有所加强。16至17世纪初，绝对王权加强后，三级会议的权力被削弱。从1614年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三级会议中断长达175年。1789年，路易十六召开了最后一次三级会议，这次会议的失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中央集权统治的成功，使得法国跃升为欧洲的中心，更加导致了王权对议会的轻视。各种社会结构性问题在暗处堆积，民权无法对抗王权。托克维尔说，大革命爆发前夕，巴黎是欧洲繁荣的中心；但就是在繁华的巴黎，大革命爆发了。这不是很有讽刺意味吗？事实上，巴黎的繁荣是以地方特别是农村的贫困为代价的（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法国贫富差距悬殊，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的境况比十三世纪的时候还要差），这些问题本来可以通过三级会议的定期召开得到关注和缓和，但是现实是：绝对王权的体制性傲慢在蔓延，人们看不到希望，事态终于失控。
法国是大陆国家，内政上的矛盾有时可以通过扩张政策得到缓解（当然，扩张政策造成的财政问题可能又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英国孤悬海外，边界扩张没那么容易，因此必须直面国内问题。当然，后来英国走向了殖民主义。殖民主义路线后来在英国议会上也备受拷问。总之，英国式的膨胀和法、德相比，是重商主义的、逐利的，重点不在于直接的军事占领和领土野心。
综上，欧洲大陆的法德“绝对王权”模式下，议会的权力普遍被削弱。议会的缺位，是造成绝对王权走向君主独裁，走向扩张主义，进而掀起各种国际战争和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最终，导致国家内外交困。
——当君主成功地摆脱了议会的牵制，志气高扬之时，可知丧钟正在为谁敲响？
第三，官僚制度。
绝对王政体制是一种精英主义体制，特别依赖君主和官僚的高瞻远瞩能力也就是理性主义能力。
绝对王政在客观上推动了官僚制的发展。路易十四把贵族都集中到巴黎凡尔赛宫居住，目的是为了隔离领主和领地，让他们对自己的领地鞭长莫及。凡尔赛宫频繁举办的上流社会的豪华舞会、巴黎的各种社交排场也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取代诸侯开展国家治理的是中央派出的官僚，这些技术官僚由当时蓬勃兴起的欧洲大学的专门学科培养。
官僚制在服务于君主的同时，推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技术官僚的大量出现催生专业主义精神，催生规则意识。官僚们强调依靠制度、法律、章程来治理社会和国家——包括君主在内的一切人都应该受到游戏规则的制约。
只是，在绝对王政体制之下，议会、官僚机构的地位低于或从属于国王，对王权的制约力量有限。事实证明，绝对王政国家（霍布斯德“利维坦国家”）的一时成功并不难，难的是持久性。君主常常经受不了内在权力欲望以及外部利益的引诱，结果就是盛极而衰。君主制下，失败常常就在不远处等待这些国家——法德皆是如此。
四．现代民主政治的走向
第一，大众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有机结合。
“利维坦国家”的目的是终结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存在“合成的谬误”。合成的谬误指的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所有人加在一起的社会结果却是“谬误”即非理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了狼与狼的关系，每个人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
那么，利维坦国家真的能终结人与人互害的“原始状态”吗？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有一定的精英情结，体现在他对君主制的偏好上，但他也主张对君主进行限制。君主主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后期启蒙思想家如卢梭、洛克，抛弃了君主制，直接引入人民民主（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因为他们认为开明君主可遇不可求，可靠的办法是从民众中竞选产生领导者，这些领导者即使不是最好的，至少不会是最坏的。而且，每隔几年还可以再选。
如果说绝对王政体制产出了“精英主义”，那么，启蒙运动则是催生了“大众民主”。值得注意的是，精英主义并没有被现代政治抛弃，反而是：好的民主都是在大众民主的树上嫁接了精英主义的结果，美国就是一个典型。
比如，美国总统选举中的“选举团制度”就是一种大众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结合。为什么采取“选举人团”制度？因为如果采取人人一票直接选举总统的话，结果可能差强人意。在美国建国之初，通讯和交通条件恶劣，选民和候选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再加上大众心理中的羊群效应，以及短期利益的诱惑等等，民众很可能盲目地投出一票，其政治行为的后果可能是一颗苦果。
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对大众民主并不是充分信任的，他们设计了选举人团制度，把大众民主和精英主义进行了有机结合：每个州的民众投票选出“选举人”（大众民主），再由选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投票选出总统（精英主义）。
两院制也是这样的折中。众议院代表大众民主，议员按各州的人口比例选出；参议院代表精英，无论大州小州，每州两名议员。这种设计不但调和了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同时也让大州、小州之间更加平等，小州不会简单地成为大州附属物，有利于联邦制下美国各州的团结。
精英主义和大众主义的结合，有助于提高政治生活的理性化程度，有助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实现。
第二，领导人和制度的关系。
华盛顿功成身退的时候，美国宪法还没有关于总统任期限制的规定。华盛顿的明智决定，推动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完善。
中国古语曰：自知者智，知人者明，是谓“明智”，也就是理性。像华盛顿这样的领导人的大脑是自带刹车系统的，不会过高评价自己，即使是在广受赞誉的情况下。他们宁可选择功成身退，给国人良性的示范。
历史上，大国的成败与领导人的素质有什么关系？至少，在国家建设的早期，领导人的素质几乎就是国运。这里出现过两类领导人：一类是华盛顿这样的理性领导人，另外一类就是绝对王政时期法国的路易十四、普鲁士的威廉三世为代表的庸俗领导人。随着国势的强大，后者的个人权力欲日渐膨胀，最终把国家带向毁灭。
五．德国的失败和重生：对纳粹主义和“平庸的恶”的反思
德意志民族擅长哲学和音乐，这两者，其实都是苦难的结晶。
从地缘政治来讲，德国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处于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欧洲的大事件，从不缺席。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的压力之下，德意志民族一直游走在剃刀边缘。
德意志人属于日耳曼民族。日耳曼人当初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北部边境，在罗马人看来就是蛮族。但是，日耳曼人是奋发有为的蛮族，骁勇善战。为了防止日耳曼人入侵，罗马人在莱茵河沿岸建起著名的“边境墙”。罗马帝国崩溃后，日耳曼人建立起法兰克王国，公元843年，王国一分为三，成为今天法、德、意三国的雏形。其中，德意志王国以“神圣罗马帝国”为名。从中可以看出，德意志民族有一种天生的不安分，它有一个很大很辉煌的“罗马帝国复兴之梦”。
一战以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对德战后处理建议没有被欧洲战胜国采纳，德国被索取巨额战争赔款，鲁尔矿区等被占领和托管。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特别严重。温和派政治家（兴登堡总统）被迫让步，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所代表的极端势力乘机登上德国政治舞台。德意志民众对纳粹的支持，一开始是为了消解生存压力，后来则是和德意志民族长期以来的“世界帝国”的梦想有关。与此同时，针对纳粹主义对犹太人的暴行，很多德国人采取了沉默的态度，这就是阿伦特批判的“平庸的恶”现象。
“平庸的恶”是对现代社会的反讽和警告：没有现代公民，就没有现代国家。所谓公民，是指懂得个体的权力和义务的国民，有原则、有底线。这些原则和底线，适用于自己，也适用于他者。“平庸的恶”盛行，归根到底在于社会共同生活中的游戏规则不稳定，人们缺乏理性预期。
在纳粹时期的德国，一些有教养的知识精英的表现也很令人失望。他们被期待在极端化浪潮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但他们却因各种原因屈服了，他们在纳粹的枪炮面前保持了沉默，有的甚至认同纳粹的主张，为虎作伥。
在遭遇巨大的失败之后，战后德国是如何重生的呢？德国的重生，基于对两个重大问题的深刻反思：
一是对人权、人道主义原则的贯彻落实。这一点，不但针对本国国民，而且照准国际难民。目前，德国的难民制度在各国中是最先进的。在《极简德国史》中，阿部谨也描画了德国历史的两面：迫害的发生以及“庇护主义”传统的存在。特别介绍了战后德国庇护制度法律化的举措。
德国历史中曾经遭受迫害者的名单非常长，比如：魔女（巫女）、吉普赛人、犹太人、贱民、妇女、非自由民、农民（农奴）、宗教异端等等。宗教改革的创导者、布拉格大学的校长胡斯被教会处以火刑；马丁•路德被判“帝国驱逐令”，这尚属幸运。
但是，面对全球范围内包括战争难民、经济难民在内的难民数量持续增加的局面，德国本身的消化能力就显得不足，再加上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态度落差，欧盟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也是欧盟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时刻：不但造成了英国脱欧，而且各国民粹主义政党势力抬头，政策保守化的压力很大。
二是从“世界主义”走向“国际主义”。以前，德国想实现基于“一国主义”的荣光，这是它失败的根源。东西德统一之时，德国外长根舍在演讲中表达了崭新的理念。这段话深刻地揭示出了大国崛起时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出路，非常具有启示意义：
“德国再也不会孤独地前行了。我们的政治不会再脱离欧洲而存在。欧洲就是我们的命运，以后一直会这样；欧洲是我们的机会，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机会。”也就是说，它宣告一国史时代的德国已经终结了。此后，这个立场被包括魏茨泽克（两德统一后首任总统）在内的列任德国领导人继承了下去。
如何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德国一度采取了“世界主义”（扩张主义）的做法；而如今，德国采取了另外的做法——国际主义的做法。那就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把本国利益融入到区域和全球的利益中，与他国结成共赢关系——不止如此，德国还要积极参与搭建平台，即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主义”——而不是“世界主义”、“一国主义”——是今日世界的归宿。
图片来源：网络
微信编辑丨林珺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